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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史学家让人工智能参与历史书写，我们以为这只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的技术手段介入历史研究的又一个案例而已。历史经验证明，新技术对历史学的影响以正向的促进为主，史学家获取史料（如数据库）、分析史料（大数据算法）、研究成果的发布（虚拟仿真）等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是对史学实践积极的推动。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如同显微镜拓展科学家的视力一样，人工智能参与到历史书写的过程，是史学家脑力的延伸。顺着这个思路，人工智能引发史学危机的命题并不成立，就如声称“电脑写作引发史学危机”一样荒谬。信息传播与发布技术是历史学家的益友而不是敌人，史学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技术取代。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并没有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演进。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其开始侵入人类颇为自豪的领域——叙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擅长叙事，就如同历史学家讲故事一样，能够条分缕析地摆事实、讲道理。在DeepSeek刚刚推出时，许多历史学类的公众号在短期内就用人工智能炮制了大量文章，甚至还出现了利用AI工具帮助“润色”科研项目申报书的现象。长此以往，我们将会目睹一幅奇怪的学术景象：一群研究者用人工智能辅助快速“创作”论文，另一群研究者用人工智能辅助快速“阅读”论文，大语言模型横亘在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不知道它会成为原创研究的绊脚石，还是思想火花的催化剂。
笔者特意去测试了一下人工智能的写作能力。笔者要求DeepSeek以“德意志帝国时期游轮建造与民族主义构建”为主题，写一篇史学论文。它思考几秒后，就提供了一个略微展开的论文写作架构。第一眼看上去，笔者略感惊讶，因为从完整度、全面性上看，AI生成的内容完胜笔者自己的论文。DeepSeek还非常时髦地拟定了“技术景观中的帝国想象与身份认同”这个副标题，颇为亮眼。笔者的论文并未发表，DeepSeek理论上不可能知道笔者的写作思路，但是它生成的框架与笔者既有所见略同之处，又有超出笔者考量的范畴。笔者的论文胜在细节丰富，准确度更有把握；AI论文胜在全面，逻辑更加严密，关键是在效率方面对笔者形成了断崖式领先的效果。笔者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写出来一份在新意上并不比人工智能更强的论文。笔者的论文还未发表，就失去了发表的意义，于笔者而言，这是不是一种职业生涯的危机？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这个实例中，笔者与AI比拼的是撰写综述式研究的能力。所谓的研究，仅仅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梳理，对已有的结论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并没有生产新知识。搜索、阅读、提炼、编排是这种综述式研究的工作流程，每个环节都是人工智能最擅长的领域。在这场不对称的对决中，恰好笔者用短板去对抗AI的长处，甘拜下风是预料之中的结局。更令史学家焦虑的是，在大语言模型不断升级迭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专家还开发了智能体（Agent）应用，可以独立展开检索式的学术研究， “深度研究”（Deep Research）功能让多个智能体协同工作，更是会让传统的文献综述式的史学研究黯然失色。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目睹强悍的多智能体系统降维打击史学研究。据悉，在自然科学领域，人工智能专家已经用co-scientist揭示了超级细菌进化和传播的难题，人工智能公司也在计划用最先进的Grok-3大模型发起证明黎曼猜想的挑战。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大语言模型能够更好地消除“幻觉”问题，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很多研究将毫无价值。前述实例中的德国史研究，既没有新史料的发现，又没有新方法的运用，也毫无理论上的建树，这种“三无”研究真的要进入死胡同了。人工智能将会带来“三无”历史书写的史学危机。
因此，落实到具体的史学家身上，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做“三无”的研究，尽可能做出“三有”的成果，才是摆脱史学危机的必经之路。在笔者看来，方法也很简单：史学家需要在使用人工智能时克服思维惰性时，仍然不放弃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我们很难说历史书写会出现自然科学领域那样颠覆性的发现，但史学家心目中关于更优秀的史学研究依然有一定的共识。虽然修昔底德的史学地位无法撼动，兰克对史学发展的推动不可替代，但是任何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价值观上都有超越他们的可能性。史学研究需要注入研究者的个人思考，让史学书写打破人们的认知边界，拓宽人们对社会与人性的解释，为沉默者发声，这才能诞生具有学术进步价值的研究。
在人工智能被合理运用于史学研究的领域后，多智能体系统联手史学专家做出更多优秀的“三有”研究成果也并非天方夜谭。曾经有人工智能专家说过，在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有必要把互联网时代的成就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重新做一遍，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笔者认为，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史学研究，许多传统的史学议题也值得用大语言模型重新跑一遍，比如邓广铭先生早先提到的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史学的“四把钥匙”。这个复现的过程不仅能够验证传统知识，还有可能发现新知。
知易行难。我们要充分调动人工智能的正面价值，史学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对史学工作者发起系统层面的支持。在学术界，大家奉行的生存法则是，不发表就出局。迫于各种压力，学者们已经被规训着默认了这个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学术生态。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生存法则，造成各种“三无”学术论文大行其道。抵消史学危机压力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学者有足够的信心去完成更优质的历史书写。优质的研究向来是稀缺的资源，我们需要给予学者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学术成果就会自然生长。
系统性的支持也体现在宽容度上，我们甚至需要让史学家有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权利。当前，人工智能议题火爆，人们都很兴奋，争抢着想要拿到这张船票。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在汽车被发明出来时，马车夫应该立即去考驾照。问题在于，即便是现代汽车社会，市政仍然设置了公共交通，为不会或者因各种原因不能考驾照的人提供出行服务。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学者都希望人工智能成为自己的副驾驶（copilot），不用AI行不行呢？
人们在网络上散播一种情绪，声称AI不会淘汰人，而是那些会使用AI工具的人在淘汰不会使用AI工具的人。笔者向来不认同这种过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的思维。人工智能可以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多选择，这才是应有之义。笔者把这个问题抛给DeepSeek，它的回答令人佩服：“技术的终极目标应是扩展人类可能性，而非压缩选择空间。保护‘不用AI的权利’，本质是维护人在技术社会中的主体性。”人工智能的回答极富人情味，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残酷地对待同侪呢？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些“老派”的学者也有生存空间。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于世华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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