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阮籍：古代读书人到底有什么苦闷？
竹林七贤的政治立场、人生选择各有不同，名气最大的嵇康不肯和司马氏政权合作，被司马昭杀了，阮籍和嵇康齐名，他的遭遇又怎么样呢？
看《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的母亲去世，按说这时是不能参加娱乐活动的，但司马昭请客，阮籍来了。而且，酒席上阮籍喝酒吃肉，一点也不忌讳。在座有个人，叫何曾。这个人官做得很大，而且特别讲究礼法规矩，他看不下去了，就劝司马昭说，应该把阮籍流放到海外去，这才能弘扬社会正气，突出价值导向。
但司马昭怎么回应呢？司马昭说，阮籍的妈妈去世，他内心比一般人的伤痛要深得多，你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怎么还说这种话！再说丧礼的规矩，如果身体有病，本来就是喝酒吃肉也没关系的。
看这段，司马昭对阮籍包容得近乎宠溺，而且他不是难得这样，《世说新语》里类似的记录还有好几条。
还有个案例也很典型，阮籍曾对司马昭说，最喜欢东平国的风土，东平国是当时的诸侯王封国之一（在今天山东境内）。司马昭一听非常高兴，当即拜他为东平国相。阮籍骑着一头小驴，优哉游哉到任，但仅仅过了十天，就又回洛阳去了，非常任性。司马昭也没为这个事儿怪罪他。
那么，到底司马昭为什么愿意对阮籍另眼相看呢？
出身顶级名门的人，司马昭往往比较包容，但阮籍显然不属于这种。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也是他们家族的第一个名人，他家虽然比嵇康的家族地位高一些，但也不算门庭显耀的世家。
也有说法，阮籍比嵇康谨慎，所以能保全性命。但看具体情况似乎也并不尽然。阮籍在母亲丧礼期间照旧喝酒吃肉就能看出来，阮籍不守礼法的态度算是很嚣张了。实际上不管是《世说新语》还是正史里边阮籍的传记 ，阮籍给人的印象都是喜欢而且善于做出格的事，说出格的话。
比如说：阮籍有个招牌小动作，叫“青白眼”。眼球上翻，只见眼白，这是所谓“白眼”，如果他拿白眼看你，就说明他看不起你；正眼看人，露出青色也就是黑色眼珠，就是所谓“青眼”，如果拿青眼看你，就说明你不错，入了他的眼。阮籍通过这个动作，一瞬间就让你明白，我是不是看得起你。最著名的例子有，嵇康的哥哥去看阮籍，阮籍给他一个白眼；嵇康本人来，阮籍就青眼有加了。
从诸如此类的故事都能看出来，阮籍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狂放。
既然不是因为家世显赫，阮籍也不能算个性谨慎的人 ，那司马昭格外照顾阮籍到底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阮籍和司马昭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司马昭需要阮籍这样的才子做自己的笔杆子，毕竟夺人江山，需要人用优美的笔墨美化美化。而阮籍呢，他狂悖的性格必然会得罪很多人，他也需要司马家保护自己。
这么说不是我发表新奇的见解。这话是嵇康说的，阮籍全靠司马昭保护才没事。嵇康曾说，阮籍从来不说别人的过错，但礼法之士恨他却像仇人一样，好像礼法之士是一群没事找事的神经病。实际上，把阮籍的作品集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阮籍就算嘴上不说，动笔可会骂人了。
最有代表性的，阮籍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这篇文章最震撼的思想，是阮籍认为世界变糟了，就是因为有了皇帝。 哪怕嵇康的思想也没有激烈到这一步。 此外，这一篇可真是把那些正人君子骂惨了 。
阮籍在文章里把世上的人分成几等，最鄙视的就是当时所谓“君子”，把他们比作裤裆里的虱子，顺着裤缝爬动就自以为精通礼法，饿了咬人一口就觉得享受无穷，但哪天把裤子一把火烧了，虱子当然全部跟着完蛋。——前面提到那位官员何曾，就属于这类君子。这人是个大贪官，生活骄奢淫逸得不得了，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到皇宫里，皇帝请他吃饭他都不乐意，因为嫌宫里伙食差。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讲究礼法的细节，日子过得特别矫情，就有了君子的名声，阮籍把这样的人比作裤裆里的虱子，可说是生动而精准极了。当然毫无疑问，也是诸如此类的话 招来礼法之士的痛恨。
比这些君子也就是礼法之士高一等的，是某一类隐士。阮籍写了这样一类隐士， 痛恨这个黑暗的世界，决定与世界决裂，像禽兽一样活着，并像禽兽一样死去。阮籍也不怎么欣赏这类隐士，他觉得这种对抗毫无意义。说实话，这类隐士隐约有点像嵇康，阮籍可能并不很欣赏嵇康，反正嵇康死，没看见阮籍有什么表示。
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还写到一个樵夫，比隐士又高一等。樵夫觉得世事无常，对人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又觉得，如果低头抬头之间，有人送一套富贵给我，那接受了也就接受了，人又何必贫贱一辈子呢。
至于最高境界，就是“大人先生”，彻底超然物外，这是阮籍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
阮籍觉得自己属于哪种呢？大概就是第二等的樵夫了。不想和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但如果人家就是要把荣华富贵送给我，那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这里也可以看得出，阮籍的人生观和嵇康是不同的，看起来阮籍也很激烈，但实际上，他有非常现实的一面 。
司马懿杀掉曹爽之后，阮籍正式出山做官，先后担任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中郎。这个职务非常值得重视，是大将军、车骑将军这样顶级军职才有的参谋官，而且只有两个名额，虽然级别不很高，但却是极为紧俏的岗位。但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都愿意把阮籍摆在这个位置上。
阮籍也参与了一些美化司马氏形象的文化工程。比如当时要修《魏书》，就是曹魏的官方史。这种书当然要经过严格审查，不利于司马家形象的内容，一点不能留。阮籍参加了修史工作，不该写的确实都没有写。
和司马昭搞好关系，阮籍就多了一面保护网，很多攻击陷害都可以消于无形。所以，与其说阮籍在逃避司马氏的黑暗统治，不如说阮籍靠着司马氏，在逃避他觉得黑暗世界对他的许多攻击。
但阮籍的内心毕竟是纠结的。他不想完全被当作司马氏一党看待，最重要的典故自然是这个：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六十天，到底躲过了这门亲事。
不过这条记录虽然见于正史，还是很可疑的。一来，连醉六十天本身就不合常理；二来，司马家发达之后，联姻对象要么清贵，要么握有实权……和这些人比，阮籍的身份实在也显得卑微了些。
所以如果正史的说法可信，那也许只能认为，阮籍不是真醉，司马昭也不是真求亲。要的就是你拒绝了这门亲事的效果：这样既提升了你的声望，也向世人展示，你不是真的是我的人，你写的那些都是客观的，没加滤镜的。
于是，我真的求，你不能醉的时刻，终于也就来了：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司马昭要当晋公了，路人皆知，这是司马氏正式篡位前的关键一步。但流程还是要走的，皇帝下诏为司马昭加封，司马昭推辞不受，这时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就劝你更进一步的意思。
那么，谁来写这个《劝进表》呢？
这个人，文坛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要和司马氏集团保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写出来给人感觉才有说服力。
有人立刻想到阮籍。
阮籍当时照例又喝醉了，但这次没有醉得不省人事，仍然有写作能力，而且状态绝佳。他文不加点写成了《劝进表》，是酒精激发了创作才华，还是早有腹稿，这个就不知道了。总之，当时大家都说，阮籍真是“神笔”。
这篇文章，阮籍应该还是不想写的，但他既然一直以来选择了让司马昭庇护自己，这一刻，他其实也就没有选择。
这之后，阮籍的心理负担大约非常沉重，因为写这种文章等于公然支持司马昭篡位，算是大节有亏。《劝进表》写于景元四年十月，而阮籍没有活过这一年的冬天，享年54岁。
所以你看，阮籍和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名望最高的两个人，但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嵇康更能代表古代文化人理想的一面，阮籍却更多体现古代文化人可悲的一面，他一方面无法彻底和权力决裂，一方面又不甘心真的沦为政治工具，于是只能活得纠结苦闷。
嵇康被杀，但悲痛之中仿佛也有一种痛快。阮籍算是善终，但是善终得无比压抑。
知识点二：山涛：如何成为竹林七贤里官最大的？
山涛，字巨源，他是竹林七贤里年纪最大的，比嵇康大18岁，也是七贤里官做得最大的，做到了司徒，相当于国家总理。
山涛是河内郡的人，河内郡位于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郡，司马懿也是河内郡的人。
山涛家和司马懿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不过，山涛走上仕途，一开始并没有利用到这层亲戚关系。当时，山涛家有人找司马懿，想套近乎，可是不会说话：“我们家山涛，是可以和你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起治理天下的。”
当时司马懿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和老婆的感情也不太好，老婆家那边不知道怎么绕过来的一个不是很近的亲戚，还敢说和我儿子一起治理天下，这话实在是不怎么入耳，因此司马懿话回得也非常不客气，说：你们这么个小门小户的，能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世说新语·政事》）
之后，山涛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进入司马家的权力圈子。他的仕途，还是得慢慢来。
山涛40岁的时候，做到河内郡的主簿，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嵇康搬到河内郡来了，阮籍也会过来玩，于是三个人认识了。
《世说新语》写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新语·贤媛》）
山涛的妻子韩氏，向山涛打听嵇康、阮籍的情况，提出，你请他们来我家做客，我可以悄悄看看他们吗？
山涛很大度，说可以啊。
几天后，阮籍、嵇康来了，留下来过夜。韩氏也就从墙洞里看他们两个，看了整整一个通宵，天亮了都差点忘了回自己的寝室。
后来山涛问韩氏：“你觉得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人？”
韩氏很坦白：“你的才华、情致比人家差远了，你能和人家结交，靠的是见识和气度。”
山涛倒也很淡定：“他们也常常认为我过人的地方，就是气度。”
妻子的评价和山涛的自我评价，都是很准的，那就是山涛的长项在于见识和气度，用《世说新语》原文的一个词，就是识度。
识是说山涛看问题有预见性，度是山涛可以和各色人等和谐相处，具有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也正是后来山涛官能做到那么大的原因。
先说山涛的识。
大约是正始八年（247年），正是司马懿和曹爽明争暗斗但是还没撕破脸的时候，山涛被调到了洛阳，担任“部河南从事”。这个官怎么说呢？当时首都是洛阳，洛阳属于河南郡，河南郡的长官叫河南尹，部河南从事就是河南尹身边最重要的几个工作人员之一。
简单说，就是山涛熬了大半辈子，终于进入机要部门了。
可是有一天晚上，山涛突然一惊，醒了。心想不对，自己现在担任的这个职务，上面两个大领导，全是曹爽的亲信，自己成了曹爽的人了。
于是山涛爬起来，辞官回家，不干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山涛已经四十多岁了，才终于有点起色，而且他是公开说自己是想当官的。古人寿命短，四十多岁还无所成就，会被认为这辈子就没希望了。但山涛说辞官就辞官，真下得了狠心。
很快事实证明，山涛的选择是对的，司马懿一举翻盘了。山涛辞官时其实曹爽明面上还是占上风的，但山涛早早看出来曹爽必败，这就是见识。
之后山涛继续隐居在家，一直到两年后（251年）司马懿去世，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执政期间，山涛才出山。司马师对山涛比他爹热情多了，他对山涛评价极高，把山涛比作吕望，说：“吕望欲仕邪？”吕望你是打算做官了吗？
吕望就是后世民间所谓的姜太公。他曾做过商朝的官，年纪很大后转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成为改朝换代的头号功臣。司马师把山涛想做官比作“吕望欲仕”，这既是对山涛的赞美，当然也透露出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之后山涛基本可以算官运亨通，不论司马师、司马昭还是后来当上皇帝的司马炎，对山涛都极为亲待信赖。山涛也就有更多机会，体现自己的见识。
这种见识，体现在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当时好几个重要决策，听了山涛的效果都不错，没听山涛的，后来都有了大问题。山涛的见识还体现在对人物的识别上。
《世说新语》里提到，山涛长期主持吏部工作，负责官员的选拔、考核。当时有个评价，说山涛选用的人，几乎遍及百官，没有遗漏的人才，也没用错人，所谓“周遍百官，举无失才”，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世说新语·政事》）
说完见识，再说山涛的度量。
山涛的度量，体现在他身处尖锐对立的各派势力之间，和哪边都能和睦相处。
还有就是容人之量，山涛做人确实比较厚道，能够为别人着想。像钟会这样的人，夏侯玄、嵇康都不喜欢他，但是山涛和钟会处得还行。钟会还有个死对头叫裴秀，山涛和裴秀交情也挺好，两边都能处得来。
说山涛能为别人着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山涛和嵇康的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山涛举荐嵇康接替自己职务，但是嵇康拒绝了，并且认为山涛推荐他去当司马氏的官，这是不了解他的志向，以后也就不必做朋友了。于是写了一封流传千古的信，《与山巨源绝交书》。
对这件事，还是要做善意理解：
在山涛举荐嵇康前不久，司马昭把曹魏的皇帝曹髦杀了。很多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杀了皇帝，自然会引爆舆论；要让天下悠悠之口闭嘴，就需要再杀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名士来吓人。所以这个时候嵇康特别危险。山涛要嵇康出来做官，其实就是向司马昭表态：我对您主导的新秩序是认可的，不会和您对着干。
之前矛盾不那么尖锐的时候，可以容忍你当隐士做逍遥派，现在到了必须站队的时候了。
所以山涛确实是一番好意。
嵇康当时生气地拒绝了，但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意识到山涛的用心。虽然嵇康仍然不同意山涛的做法，但这份善意他是能体会到的。所以后来嵇康临刑之前，就对儿子嵇绍说：你山伯伯在，你不用担心孤苦无依。
而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的信任。
嵇康是被处死的，当然也就导致后来别人不敢推荐他的儿子做官，那山涛就站出来了，我来推荐。
当时的情况，嵇绍自己也很犹豫，自己到底是该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待着呢？山涛说：我替你考虑很久了。天地间一年四季，尚且有交替变化的时候，何况是人呢！意思是时代不同了，翻篇儿了，有机会当官就当吧。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
从山涛对嵇康父子的态度，就特别能看出山涛做人忠厚善良的一面。
山涛的度，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能挨骂。
挨谁的骂呢？挨一些朝廷官员的骂。
山涛选拔官员，眼光很准，但其实仔细看一下那一段历史，会发现，好些他推荐的官，不是他看中的，是晋武帝司马炎自己看中的，只不过对外宣传是山涛眼光好，还有人专门编了《山公启事》，把山涛选拔人才的那些内容汇编到一起，显得全是山涛的主意。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还是牵涉到皇帝和官僚系统之间的矛盾。
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当然想，我已经是大官，我的子孙后代还要做大官。选官，当然就该选我们家孩子。从皇帝的角度说，却不喜欢这样。清要的官职都被你们垄断了，皇帝的权威何在？中小家族越来越看不到机会，也会纷纷躺平，国家也会失去活力。
所以司马炎亲手写了诏书给山涛：选拔官员的时候，才能是第一位的，用点寒门吧。（“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晋书·山涛传》）
但这个年代，高门大姓影响力太大，选拔寒门肯定要大受抨击。把山涛放在前面，任务就是替皇帝挨骂。而且，不是山涛这样声望大，情商高，一向人缘好，做人很难挑出毛病来的老名士，也担不起替皇帝挨骂的重任，所以司马炎也很难找到替代山涛的人。
山涛到了晚年，特别喜欢辞官，而司马炎的态度，是坚决不允许，就是要把山涛按在吏部的位置上，继续主持官员选拔，继续替我挨骂。一直到太康三年，也就是282年，山涛实在病得不行了，这才终于被允许回家。第二年就去世了，活到了当时非常难得的79岁高龄。
像山涛这样的人该怎么评价？
按照清高人士的标准，他是和当时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但是他做官很清廉，做人很厚道，还在努力给寒门出身的人一点机会。他如果不是这样一个能够同流合污的人，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有山涛在，局面毕竟会好一点。嵇康高洁，但嵇康的动人，是审美上的；解决实际问题，确实不是嵇康的长项。